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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在《清实录》中，“西藏”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7）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达赖喇嘛管辖的地区，仍用不同的称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请求封第巴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谆切奏请。挰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国”，但是就在这同时，清朝官员和文书中又称西藏为乌思藏，如《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条中说：“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关系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该抚细查报部，编入一统志可也。”《清实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庚辰条四川提督岳升龙奏疏中说：“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行侵占。····”同年闰七月壬子，岳升龙又奏：“····臣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抚臣从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占地方，止议贸易。目今诡谋密计，买瞩藏番撤兵，仍将经制弁员送与藏番为质。”《清实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庚子条清朝刑部衙门题奏：“····查于养志系边疆大臣，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物之人。”而同年七月庚子条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动向时又说：“····朕巡幸蒙古之地颇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哈拉乌苏等艰险之处，路径甚恶，断不能往伐。”可见在这一时期，清朝上下对西藏地区的称呼仍有多种，在称土伯特之外，也称乌思藏，而四川地方官员中将乌思藏简称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称呼也开始出现。 不过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就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其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达木）地方见拉臧，……’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8）这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反复使用“西藏”一词的事例。１７２１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9）